书法家曾翔

　　曾翔，号一夫、木木堂、曲堂。祖籍湖北随州，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家院办公室主任，中国书法院展览馆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曾翔书法工作室导师，北京印社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青少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院、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等全国十六所大学特聘教授。作品曾连续获得全国第七、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一等奖，文化部全国第十四届书法群星奖，世界华人2007中国书画艺术精品大展优秀奖；连续五届入选 “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中国当代书法二十家提名展” 书法篆刻作品入选《中国美术六十年》、《共和国书法大系》、《当代美术史--书法卷》；多次受邀参加日、韩、法、德等国艺术交流活动。

　　在当代书坛，曾翔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书家。褒奖者感叹曾翔身上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和令人惊奇的多样性表现手段，而贬抑者则认为曾翔挑战了传统书法的优雅底线，视曾翔为当代丑书的代表人物。然而无论那个站在哪个阵营，我们都不能忽视曾翔的存在。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说，曾翔本人以及他的书写状态，已经成为当代书坛无法回避的现象。环顾近二十年来的当代书坛，像曾翔这样广受人们关注和真正具有先锋意识的书家，并不多见。

　　肖：有句话您常挂嘴边，“重要的在于发现，而不在于创造。”您能就您的书法和篆刻具体谈谈吗？

　　曾：是的，我常这样说。这基于我对书法篆刻的思考，其实也就是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一个书法人首先要学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只知道玩命地毫无目地临摹、创作，这种学习太死板，太机械了！我觉得恰恰是需要去看，去发现、去总结、去思考，然后从发现这个角度上出发，来指导自己的临摹和创作。

　　发现又分两个方面的，一是对前人的发现，二是对自我的发现。

　　发现对于艺术作者尤为重要，好的东西就在眼前，却未被发现，究其原因，是作者不从发现的立场出发，从没有思考这个问题，这就导致了有些人临了一辈子字帖，当离开字帖后，就无从下笔了。很多人认为只要每天临上两三个小时的帖，天长日久，自然就成了。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发现和扬弃是并列的，发现优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发现不足，其实我们发现古人的优点很容易，而发现古人的缺点却很难，这都是由于后人对前人的崇拜造成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用膜拜的心理，去看待经典，看待前人，看待我们的老师，而不去发现他的缺点。作为一个学习者，要善于发现古人的优点，同时要更善于发现古人的缺点，从缺点里面找出突破口，会更有意思。只有发现其缺点才能做到扬弃，去弥补不足，在这方面下功夫，也是一条学习的出路。

　　肖：这种发现和你的年龄、阅历有关，不同的年龄阶段，发现的东西和关注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曾：艺术的发展是和人的生命状态联系得很紧密，就是多大的人，干多大的活。艺术根据你的生命状态而发展变化，和你的经历、身心健康状态，对于世界的认识、人的认识、社会的认识等等都有关系。我前几年是很张扬的，当然现在也张扬，但是已经隐藏了不少，它和你的年龄确实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越来越相信“人书俱老”这一古话了。

　　肖：从最早接触书法，到现在这个面目，您是怎么发现，怎么转变的？能不能大致地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曾：应该是1975年的冬天，我从随州当兵到北京，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就带了一支毛笔。当时家里比较穷。我们村每年三十都要写春联，我们家哥仨都读点书，经常帮乡亲们写对联，写对联人家管你饭吃，这挺好。当时理解也很通俗，书法就是写大字。走的时候，父母问我带什么？家里也没有值钱的东西，我说就把毛笔带上吧。去了北京也不知道什么叫书法。有一天在书摊上买了一本唐人《灵飞经》小楷。原来写大字，到了北京从小楷写起。写了两年，没人指点，就觉得那个东西好看，秀丽，很美，老百姓都认识，我那会儿就停留在这个审美层次上。领导觉得这小子小字写得还挺漂亮，就开始办黑板报。后来又开始写《黄自元的九十二法》什么的。学了很长时间，不知道什么是宣纸。我就把首长看完的新华社的资料呀，新华社内参呀，一本一本，裁出来泡上水，等干了在上面写，有点意思，有点像宣纸的感觉。粉碎“四人帮”之后，突然有一天，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办书法学习班的启事，当时北京开始有很多人办学习班。我的老师叫王任。学习三个月才16块钱。从王老师那个地方开始改学颜真卿的《多宝塔》、《东方画赞》。后来自己又学习了《郑文公碑》，再后来又喜欢《爨宝子》，这个也没有人让我学，那时，大门打开之后，书店关于书法的书多了，觉得都很稀奇，那个时候胃口也大，一见到古人的东西都觉得挺好的！所以一股脑就全都弄回来了。我记得有一本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外面没有买的，从故宫借回来复印。那会儿对古人的东西没有很高的见解，就是觉得古人的东西很多，很丰富，没见过就觉得好，就开始学。当然王任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指导，我写了之后拿给他看。王任老师会说你学得很到位，或者说你学得还不够好，但是从来不在风格上干涉你。他能够尊重学生的选择，同时能给学生正确的指导，你这个学得哪儿有点问题？或者是跟原风格有什么变化？甚至有时候你改掉的东西，他也会加强肯定。我后来也是这样对学生的。

　　肖：你和书法家的接触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曾：刘炳森先生、沈鹏先生是在部队认识的。与刘炳森先生认识是通过我师兄的引见；认识沈鹏先生是通过我们部队一个领导，他坚信书法必须有名家的指点，出于对我的爱，有一天把车安排好了，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必须出来，带着字，今天去见老师，进了门，才知道是沈鹏先生，我带的是一幅对联，沈先生看了看说，挺好的，你以后有时间就来吧。

　　转业后，我家离北京书协特别近，那个时候刚认识了北京市书协的苏适先生。他们中午没有吃饭的地方，总参办公厅和书协正好是马路南北之隔，我就帮忙在总参办公厅食堂给北京市书协的朋友们解决了中午吃饭的问题，这样才渐渐和北京市书协的朋友交往多起来。曾经有一段时间，苏适先生还想把我调到北京市书协，结果单位没有同意，领导说，你怎么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北京市文联就来考察你了，不行。那时候反自由主义，没有让我调到北京书协。

　　肖：现在书法已经成为你的专业了。

　　曾：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书法是一种爱好，没有想到要把它作为一生的追求，只是随走随看，觉得还有点意思。一个农村孩子，从喜欢大字开始，逐渐地深入，觉得这个东西越学越有意思，越有意思越愿意去做，而且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作为毕生追求，未必能做得到。你要说我为书法献身，有点太沉重了，一路慢慢走，慢慢学。我觉得还是要轻松一点，不要希望它成为怎么样！就是走得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是我真实的一种态度。

　　肖：私下里，我和朋友说，别看曾翔平时有那么多应酬，写字照样没耽误，而且还总有些新变化，对他这个年龄来说真不容易。

　　曾：原来有人这么说，曾翔这小子挺灵气的，一弄就获奖。这只是看到我的表面现象。其实我是笨鸟先飞的那种人，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说没用功是骗人的。我觉得我比别人下的功夫要多。一个是思考得比较多，另一个就是动手比较多。我对自己的创作始终有一种不满足感，这与那句老话“穷则思变”是相通的。对自己不满足的东西就要想办法。有时完成了一件新作品，脑子里老惦记着，看哪些地方还可以完善。有了新的想法之后，立即动手去做，只要有条件，就立即动手去做，是这么一种不满足的状态，促使自己动手，实现新的理解，新的愿望。所以朋友们经常发现，这小子又变了，又有了一种新的东西。我曾经给朋友说，搞艺术的，首先要向农民学习，要学会种试验田。我是一个东西做好了不满足的人，做成这样了，行不行？可能有的人认为就行了，我不是，我要做成几个样式，看看哪个样式最能够表达我的思想，所以我说要去种试验田，要反复地去种，种完以后，看看哪个田里面结的果实最多。这样变化就会多。

　　肖：您刚才说向经典学习，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向当代人学习。对北京这个圈子，包括你，还有徐海、蔡大礼、李晓军等，书法界评价书法风格有些趋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曾：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这个团体，最初是“北海社”，然后是“小刀会”，再后来就是“回龙观群落”。我们的团体是一个俱乐部形式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了。这个团体让我受益非常大。在这个团体里面，可能大家的思想由不一致到一致，由落后的逐渐变成先行的，这都是由于互相引领的原因。这种互相提携，互相批评，互相激励是必需的，你说的书法风格的趋同性是必然存在的。这种趋同并不是坏事，它是相对的，一个阶段性的，我相信这些人走到一定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知识的积累，逐渐会拉开距离，合而不同。我觉得不要怕“同”，过去“扬州八怪”也是一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后来各自都有了个人面貌和特征。

　　肖：对当代书坛有什么看法？

　　曾：我承担不起评价整个书法家坛的责任，也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个责任。但我感觉整个书坛在向好的趋势发展，百花齐放嘛。从前几年对“流行书风”的指责，到目前的基本认同，这个说明书法界整个的艺术胸怀在逐渐宽阔。艺术应该是多元发展的，应鼓励各种探索。中国书法院也正在做学习经典，深入传统的工作，王镛老师就提出要“进一步地深化学习传统，深入进去，要开展个案研究”。比如，比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