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字外”，一枚赖非自己常用的印章，画龙点睛，道出了其书法能够独成气候的真谛。
 

　　石刻考古学家、书法家、篆刻家、书法理论家等诸多身份，在赖非身上互为作用，相辅相成。长期从事石刻考古和书法理论研究，使他的书法作品包含着大量文化信息，旷远高古、超凡脱俗、率性天真，金石味浓厚；而孜孜不倦的书法创作，又使他的考古和理论研究紧贴时代脉搏，综合、深入、准确、专业、实用、鲜活，自成一家。

　　笔者认为，赖非的书法艺术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作为考古学家和书法理论家，对古代石刻的研究和对书法新论的建树，成为赖非书法创作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源泉。通过赖非的书法作品，既能感受到古代文人和金石学家的凛然气质，又能触摸到中华传统文化延绵不绝的“龙脉”。

　　赖非是在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熏陶中长大的。他的出生地邹城是孟子故里，这里人文情怀弥漫，对文人的崇敬无以复加，而且北朝时期摩崖石刻遗存极为丰厚，那些浑厚肃穆的大字，遍布周围山上，在潜意识中影响着赖非“精神骨骼”的形成。本来，他羡慕作为司机的父亲，幻想有一天能开着大汽车走南闯北，所以整天翻阅汽车类的书籍；现实让他成为一名农村中学民办教师，这在当时也是一个衣食无忧的职业；而命运让他在25岁时走进北京大学，从此和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一位外国专家说，赖非对山东每处石刻的每一个字都了如指掌，可见赖非在石刻考古方面付出了多少心血。这是他的学术关注点之一。1978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以后，他先后在省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1983年调入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在这里工作了30年，并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考古学家。

　　在赖非心中，有一幅山东石刻的完整地图。他说，石刻艺术是山东古代文化遗存亮点中的亮点，也是全国石刻艺术的典型。尤其是秦汉碑刻，其数量占全国总数的60%左右。从文物考古调查的结果看，我国的石刻以陕西、河南、山东三省最为集中丰富。陕西以唐碑为最，河南以北朝造像题记和墓志为多，而山东地区则以秦汉碑刻、云峰刻石、北朝摩崖刻经最著名，曲阜、济宁、泰安、莱州、邹城是集中地。山东石刻艺术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时代早，内容多；二是保存完好，相对集中；三是个性突出，气魄宏大。因而自宋代以来，就特别受金石学家、书法家的推崇。

　　除了对莱州的文峰山和泰山经石峪等情有独钟外，赖非对故乡济宁特别是邹城的摩崖石刻更是念念不忘。他说，山东北朝刻经在世界富有盛名，有“四山”与“八山”之说。八山是指山东的北朝摩崖刻经，见之于泰山、水牛山、徂徕山、尖山、铁山、葛山、岗山、峄山八座名山。这八座山除泰山、水牛山和徂徕山之外，都在邹城境内，位置也十分集中，不出30里范围的尖、铁、葛、岗四座山峰又有“四山”之称。石刻字体以隶书为主，兼杂楷书、行书、篆书，用笔方圆兼备，章法随山就势，结体宽博疏放，书风高浑简穆。

　　那一个个书写在丛山之中的大字，与天地浑然一体，也与人的心灵浑然一体，像一个个有生命的自然整体，这让赖非心中充满了好奇和冲动：这是谁的作品？他们当时是怎样的书写心境？背后是怎样的事件和背景？山东大地上每一个看似孤立的石刻作品，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书法艺术有无规律可循？……从陶文、小篆、大篆、隶书、魏书到楷书，书法亦步亦趋的变化是一个自然过程，这一过程是依靠书法自身的规律来实现的。而书法规律又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节奏和趋向相一致。

　　赖非说：“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看，书法与汉字是一张纸的两个面，它们是不分的；书法的发展根本上是汉字——书法整体的发展，单纯的‘书法艺术史’是不存在的。” 书法以汉字结构为基础，以线条为组合方式，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东方美、抽象美，它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所以能够在数千年的历史风云中绵延不绝、傲立于世，并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形成长久而广泛的影响，首先是因为我们的文字和书法能够代代流传，即使今天书法的实用功能减弱，文化、艺术和审美功能增强，但是其生命力依然很强大。

　　作为山东石刻博物馆的研究员，这些年，赖非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发表石刻考古、书法理论方面的论文80余篇，独立或参与编辑、注释、校勘各类资料集、图片集、文集、辞典18种，出版学术著作9种，在国内外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带着学术背景进入书法界，他成为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第二届兰亭奖理论奖评委，全国第七届书学讨论会评委。怪不得他的书法作品带着五千年文明的苍茫气象，带着金石的铿锵韵味，带着参透天地的机趣和禅意。

　　第二，整天与冰冷而坚硬的石头打交道，好像生活在“过去时”，而赖非却用身上富含的当代信息，激活了历史与文字。他走进石刻，靠知识和修养把凝固的文明融化开来，使其继续充满活力地向前流动。表现在书法史的理论与方法上，是书法环境——类型学的建立，表现在书法创作上，则是金石古意中飘溢的当代神韵。

　　一般书法家，临帖几年或者十几年，就会感觉深入古人精髓了，而赖非却直接进入了书法产生的环境，与古人对话，他说“与历史的对话很新鲜”，这就使得他的视野具备了纵深感和历史感，并组建起自己的学术体系。

　　即使过去了数千年，在赖非眼中，石刻仍是那么鲜活，历史仿佛就在眼前。1979年春天到1981年夏天，他刚参加工作就被派去参加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小朱村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地的发掘。白天和民工们一块干活，晚上则喝酒聊天，过着艰苦而快乐的生活。那一次，他们共发掘墓葬60余座，发现了我国最古老的图象文字11个，其中有7个是赖非发现的。在陵阳河遗址发现的第一个陶文，被形象地称作“日月山”，上为圆圆的太阳，下是五个山峰相连的山脉，中间是一弯新月，又像云气和火焰。这个字不就是当地自然环境和远古“太阳崇拜”民俗的真实写照吗？生硬的文字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通过这个陶文，赖非仿佛能看到先民们的表情，听到他们的歌声，以及熊熊燃烧的篝火，妙曼的舞步。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产生这样的文字，赖非产生了把环境学引入考古学的朦胧念头。

　　另一次考古实践，促使赖非把类型学“嫁接”到书法考古学上。1983年，他到笔者的老家莱州考察云峰石刻，按照传统观点，文峰山上的魏碑都是郑道昭的作品，在用类型学方法对作品的典型笔画形态进行划分后，赖非得出结论：云峰刻石至少有五个人参加，郑道昭是其中的主持者。他虽然也书写了其中的一部分作品，但代表性作品——《郑文公碑》却是他的僚属所写。据赖非考证，这个幕僚是东莱人程天赐。运用类型学解决了考古学的“悬案”，赖非心情非常激动。此后他一直进行着这方面的探索，试图把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进行分类，但是总感觉有一个重要缺憾，就是类型形成的环境问题。于是，他又把环境学引入到石刻研究之中，“书法环境——类型学”应运而生，使书法考古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这也是赖非在学术上的另一个关注点。

　　赖非说，“书法环境学”重在研究自然、地理、社会、人文对书法的一体化作用，即环境的作用——环境的总体能量、环境的层次能量对书法的作用；借鉴生物学的分类法和考古学的类型理论，从书法的基本元素——笔画和本质元素——典型笔画的分析入手，组建“书法类型学”，用于研究书法整体的结构、各类型之间的关系和书法发展的过程。赖非特别强调，书法环境——类型学模型立足在书法环境与书法类型两者对应存在的关系上，把以上两种方法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书法对象的把握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切入：外因方面，从对环境未来发展的预测上把握书法未来的发展。书法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书法的母体。未来的环境确定着未来的书法；内因方面，从书法整体运行的结构上预测书法未来的发展。书法整体结构是一个有机的、功能可以修复、可以转换的整体系统，系统的发展有一定规律，而且大部分类型都是按照作品典型笔画形态特征的幅度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的……

　　这一理论首先在观念上突破，在手段上创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并适用于书法创作的具体实践。

　　当笔者问到未来的书法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时，赖非这样回答：未来的书法会更加突出主体的情感化、自由化和理念化。书法元素是组成书法的基本材料，未来对元素的处理会呈现两种倾向，一是保持传统，吸收传统精髓，强调线条的抽象性、书写性、情感性，二是立足于大幅度甚至根本性变革，采取一切手段，来扩大书法表现的“词汇”。至于书法的整体结构，则会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这个结构中，传统的“自觉书法”做基础，“自由书法”成为主要内容。“自由书法”包括两类，一类仍是汉字书法的自由表现，一类是非汉字的纯线条书写表现，追求线条流动的质感和韵律，追求在书写上的时序感和对空间的组合、切割、配置的效果感。

　　把握了书法的发展走向，赖非在自己的书法创作中也力求熔古汇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鲁新金石流派”。因为古拙，反而显得新意丛生。

　　第三，就像在一座座千篇一律的城市之外，忽然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赖非的书法作品具有别样的风采：既体现出对历史传统的深刻理解，也令人感受到新鲜的原创精神；现代感和形式感极强，却又不乏文化底蕴和古意，这就形成了他独有的个人风格。赖非的存在，让很多书法家意识到自己的“另一条腿”丢了，没有学识的支撑，书法可能只是一种技艺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