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学晚期，随着独尊北碑陷于绝境，碑学后期代表人物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的书法立场发生了明显转换，由独尊北碑转向碑帖兼融。这种转换不是审美意义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帖济碑之穷的无奈之举。碑帖兼融一途的开启，挽碑学狂澜于既倒，为碑学别开一面，而这也成为清末民初书法创作的主潮。

 

清末民初碑学仍对书坛构成强势笼罩，但碑帖兼融的滥觞，已使大多书家放弃了固守北碑的拘执，剩下几位坚守北碑不肯越雷池一步的书家，如李瑞清、陶濬宣、曾熙则显出捉襟见肘的陋相。可以说，自清末民初随着碑学的转向，在魏楷书方面几无大家，而李瑞清、曾熙、陶濬宣则因将魏楷书推向匠俗而沦为偏师。

 

 

对清末民初碑学发展背景的简要梳理，为我们从宏观书史角度理解、认识孙伯翔书法所达到的历史高度提供了铺垫。如果我们不是从拘泥于当下具体的人和事出发，而是具有一种长时段的间离的历史眼光，那么，将孙伯翔推为近百年来迥出时流为数不多的碑楷大家之一，似乎并不为过。

 

孙伯翔的碑学实践改变了清末民初以来的北碑创作路子，他不是以笔追刀，用笔来描摹刀痕，而是使笔如刀，在自然的书写性中追寻、体现刀味，这与李瑞清、曾熙乃至当代的胡小石都拉开了很大距离。究其原因，这主要是书家不同审美致思的结果。孙伯翔对魏碑的独具法眼，使他在碑书创作中能够清醒地摆正"笔”与“刀”，孰轻孰重的关系，而其理论价值则在于，他以一流碑书实践家的敏感道破了魏碑笔法之谜。

 

 

在当代，启功先生有“师笔不师刀”的名言；沙孟海先生则认为魏碑很多作品是由于刻手不工所造成，他甚至论断说:“刻手好的，东魏时代会出现赵孟頫的书体，刻手不好的，《兰亭》也会变成《爨宝子》。”启功、沙孟海两先生的言论都旨在说明刀法不能尽显抑或歪曲笔意，所以不能从刀法中求笔法，从而也就否定了魏碑刀中有笔、笔中有刀的典型审美特征。

 

魏碑笔法是“刀”“笔”融合的，它是华夏文化与鲜卑文化浑囵一象在笔法上的体现，至于刻手的精粗当然存在，但魏碑基本笔法形态和审美风格特征并不会因刻手工匠水平的高超低劣而发生根本改变。孙伯翔对魏碑笔法的认识首先是奠立在书写性这一原则下一一“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笔法的奥妙来自柔毫的千变万化，而刀意则是在遣毫挥运，使转腾挪中自然产生的。

 

孙伯翔书法筑基于《龙门二十品》、六朝摩崖、墓志，其中又以《始平公造像》、《杨大眼》、《魏灵藏》为法所自出。同时，当代魏碑大家王学仲对他影响也极深。他在魏碑这一书法领地旁搜远绍，笔耕不辍。洒下了超过常人的智慧和辛劳，孙伯翔碑书斜画紧结、出之变态、雄奇角出、朴茂逸宕，极具空间化造型美感。较诸《龙门二十品》的刀痕毕露，孙伯翔注重笔墨意味的传达，以书写性冲淡力凿的僵硬做作之气，一任自然，墨气淋漓。而他以笔做刀在不经意的挥运斫凿中将碑的方折圭角曲尽其致地表现出来。这种举重若轻的写碑本领使孙伯翔超越前贤而直可与于右任相接。

 

 

在孙伯翔身上，洋溢着一种平民化格调，自然、质朴、率真，这与他的碑书创作构成了一种文化——审美心理的内在契合。在当代书坛，孙伯翔是能够将主体个性气质与书法古典传统和时代审美风格加以完善结合的为数不多的书家之一。他的书法求变而不炫奇，求新而不耀怪，新理异态，出之自在。

 

孙伯翔的碑书创作有力地提升了清末民初以来魏楷书的创作地位和品位，并将其导向一个可供发展的历史象限。近年来，为拓宽创作领域，孙伯翔又转向碑书行书创作，并以其自然质朴的韵致，呈现出一家风貌。

 

 

孙伯翔

1934年出生于天津武清县。

晚号“适叟”。

一生以魏碑书体立足于当今书坛，

2013年获中国文联第十一届造型艺术成就奖，

2015年获第五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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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法创作时的心态

    学书法，莫求名利，学书法的目的千万不要想着有一天成为大书法家，这样你反而会为其所累一无所获。作为书法人，我们一定要摆正位置，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之宝，千百年来传承至今，在我们手里要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不要墨守成规。要继承也要变化，因为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正所谓：万象皆点线，无处不方圆。

 

     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要做到专家点头，群众鼓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虚怀若谷这才是前进的方向。

 

 

关于怎么写好书法

    书法要先从横平竖直开始，艺术性是后话，先从临摹仿照古人开始，学古出古，一提一顿皆有道理，要把每一笔每一画，都看成是有生命的，它们都是活的，就像壮阔的钱塘江大潮其实是大自然写的“一横”，长白山百年苍松是大自然的“一竖”。

 

关于“继承”和“创新”

    学书法要走好自己的路，还要继承和创新并行。只继承，圈在里面出不来；只创新，就会是无源之水。就拿我自己的学书道路来说，我过去是写唐楷的，后来写魏碑，现在我又把帖的东西也吸收了一些。此次书画展我写兰亭序、圣教序，就是有意尝试碑帖契合。

 

    我有一副对联:“品酒醇醅迥异,学书碑帖无町。”现在我更趋向于写得和谐、清凉，最后追求的是清凉之境。所谓清凉之境,就是想让人越看越舒服，越看，越清凉，这是我的目标。

 

关于“帖学”和“碑学”的看法

    人人都有偏爱，偏爱乃为自然，偏见则是极大错误，误人误己，书法人应该有包容宽广之情怀。我学魏碑，爱其将军之体，健将之躯，雄而不狰，威而不猛，切忌狂怪。一生长旅，转益多师，既喜碑又喜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我一生理想。对任何一种碑帖，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追至底，自会成家，也自然有变。

 

     现在写碑与写帖的人都不少，光写帖就会缺少刚强与浑厚，光写碑就会缺少韵味与精微。写碑与写帖的人不能互相贬低，对于碑与帖都应该衷爱它，它们没有截然的界限，关键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换句话说，碑有碑的优势，帖有帖的长处，碑帖结合就是优势互补整合，使书法的形态更多变化，内涵更丰富，美感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