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史上，清代是一个中兴的时代，主要成就在碑学。民国时期于右任是一位写碑的高手。继清代邓石如、赵之谦，然后康有为、于右任，接下去就应该是孙伯翔。他在写碑上，体现了自己的勤奋，体现了他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追求。

 

我记得大约在几十年前，孙先生在给学员讲课的时候，他告诉学员们，他曾去过部队，看战士打靶，百发百中，问一军官，为何士兵打得这样好，人家讲，是用子弹堆出来的，天天打，一箱一箱地打。孙先生对这种“子弹理论”很感兴趣。它与学习书法道路是一致的，在天才上表现为，他是书法创作领域里的一位诗人，他不是一个学者。最近我刚刚把学者与诗人的书法区分开来。比如说林散之先生他就是属于诗人，有激情，靠天才，靠灵性来搞创作的。孙伯翔就是诗人，书法上的诗人，靠天性的，有天才的。

在技法与书法本体上面的东西，就是审美的问题，书法的美学问题。孙伯翔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他不是理论家，但非常深刻，非常形象），用一般理论描述不了的。他说，什么样的书法叫做好，就像那个大西瓜，一打开脆沙瓤，这就是好。我们好好琢磨琢磨，那种色彩、沙性、口感。我认为，孙先生如果不写碑，写帖照样很精彩。因为他的审美把握非常高。

 

孙先生在笔法上的创造，在字结构上的精巧所达到的审美效果我不多谈了，我想说明两点：第一点、他的作品中能看到非常有现代意识的。他不是学了古人就完全按照对古人的理解去做的，他能够紧随时代，把握时代的审美与脉搏和当代的时代特征，结合起表达出来。他的现代审美意识很强。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师级人物在晚年都是非常关注生活的人，是永远不会被生活所落下的人。比如齐白石、黄宾虹、林散之，他们的作品现在看来，很多作品表现了当代21世纪很现代的审美特点。从孙伯翔书法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与生活紧紧贴在一起的现代生命的一种表达。

第二点，是孙伯翔先生的做人。做人的问题本来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但是把它加到艺术的标准中去衡量。为什么？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大同意这一点。好像说谁的作品不好，像是说这个人不好，总像是联系在一起。但是最近思考这个问题，渐渐否定了这个想法。看来，做人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是第一位的。完全同意古人把德放在艺术标准中的观点。我曾刻了一方印叫:“五十重修德”，把德摆在重要位置，像孙先生这样去学做人。假如说一件作品是不错，结果有人告诉你，作者是一个流氓，德性特坏，你不会愿意挂着了。你挂一件作者品德高尚的作品时，你会为这人的人品而高兴，甚至会成为提高自身素养的因子，所以在德方面、应该说孙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孙伯翔

1934年出生于天津武清县。

晚号“适叟”。

一生以魏碑书体立足于当今书坛，

2013年获中国文联第十一届造型艺术成就奖，

2015年获第五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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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法创作时的心态

学书法，莫求名利，学书法的目的千万不要想着有一天成为大书法家，这样你反而会为其所累一无所获。作为书法人，我们一定要摆正位置，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之宝，千百年来传承至今，在我们手里要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不要墨守成规。要继承也要变化，因为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正所谓：万象皆点线，无处不方圆。

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要做到专家点头，群众鼓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虚怀若谷这才是前进的方向。

 

关于怎么写好书法

书法要先从横平竖直开始，艺术性是后话，先从临摹仿照古人开始，学古出古，一提一顿皆有道理，要把每一笔每一画，都看成是有生命的，它们都是活的，就像壮阔的钱塘江大潮其实是大自然写的“一横”，长白山百年苍松是大自然的“一竖”。

关于“继承”和“创新”

学书法要走好自己的路，还要继承和创新并行。只继承，圈在里面出不来；只创新，就会是无源之水。就拿我自己的学书道路来说，我过去是写唐楷的，后来写魏碑，现在我又把帖的东西也吸收了一些。此次书画展我写兰亭序、圣教序，就是有意尝试碑帖契合。

我有一副对联:“品酒醇醅迥异,学书碑帖无町。”现在我更趋向于写得和谐、清凉，最后追求的是清凉之境。所谓清凉之境,就是想让人越看越舒服，越看，越清凉，这是我的目标。

 

关于“帖学”和“碑学”的看法

人人都有偏爱，偏爱乃为自然，偏见则是极大错误，误人误己，书法人应该有包容宽广之情怀。我学魏碑，爱其将军之体，健将之躯，雄而不狰，威而不猛，切忌狂怪。一生长旅，转益多师，既喜碑又喜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我一生理想。对任何一种碑帖，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追至底，自会成家，也自然有变。

现在写碑与写帖的人都不少，光写帖就会缺少刚强与浑厚，光写碑就会缺少韵味与精微。写碑与写帖的人不能互相贬低，对于碑与帖都应该衷爱它，它们没有截然的界限，关键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换句话说，碑有碑的优势，帖有帖的长处，碑帖结合就是优势互补整合，使书法的形态更多变化，内涵更丰富，美感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