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创作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它不是像现代艺术中用几堆垃圾、几个桶就能“装置”出一件“作品”来。书法是需要技术的，“技近于道”。

孙伯翔先生的书法在技术层面的探索可以说是成功的。他用一笔柔毫，书写出一种刀砍斧剁般的点画形态和笔意。在这一点上，赵之谦在写楷书时没有做到这一点，曾农髯、李瑞清他们在写这种味道的时候，只能用颤抖的笔意去表现。孙先生则能够自由地用一笔柔毫表现出石刻的感觉。

 

如果用“风韵”去要求，非他所长；但如果用“气质”、“气骨”去看，他达到了一种非常强的力度。他的笔能够“入木三分”，用这么软的毫表现出各种坚硬的质感，各种折断的笔痕，或者是“折钗股”、“屋漏痕”等各种技法中比较强硬的东西。他用他种种技术性的东西来表现阳刚性的力量。我们看现代书法的一些作品，搞得好的作品都是传统功力比较强的人创作的。如果是完全没有传统功力的人所搞的，简直就不能看。为什么？因为他在技术的层面上就没有东西。他们不能用一管软毫去达到各种各样强硬的骨骼的效果。

包括复杂的结字，结构，或者把这个字无限地增多，或者浓缩、概括成很少的几笔，这种技术性的追求，孙伯翔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他的技术层面带有个人的特色比较强。在写大字方面，我认为他比赵之谦更为成熟。赵之谦的稿书、信札的那种小行书写得水平非常之高：赵之谦的笔法也在消解“二王”笔法中的些东西。他用一种非常质朴的碑的办法简化，使其具有种特殊风韵。孙先生则表现在行楷，现在又变为行书。赵之谦写行楷，包括曾农髯、李瑞清，他们是在写行书上向前发展。康有为、萧娴再用行书来写行楷，他们还不能用行书来完成正楷的笔法。所以就从技术层面深化我们书法艺术水平的角度来看，孙先生是有代表性的。

 

从发展观看，一种艺术是积累的发展，而非断裂的发展。孙伯翔先生是跟着赵、曾、李他们的步伐向前进，而不是断裂式出现的。孙先生的步伐还是非常艰苦的，有一段时间他身体不好，觉得所写似有退步，但近两年他又在向前发展。他在这个路子上不断往前走，用积累的方式去发展。其他书家写篆书、隶书，他就在北魏楷书这个方面去发展。现在他写行书，也是在利用北魏的东西。

孙先生主要是方笔，他不随便去接收篆、隶的笔法，而是把北碑笔法这一方面推向极致。他和书坛的流行书风不同，不去追随什么新潮。他就在这些积累上不断去完善自己，去发展、创作。虽然这个路子走得很苦，越到金字塔尖，路子越难走，每增加一砖一瓦都是极为困难的，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可贵的。

 

 

孙伯翔

1934年出生于天津武清县。

晚号“适叟”。

一生以魏碑书体立足于当今书坛，

2013年获中国文联第十一届造型艺术成就奖，

2015年获第五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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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法创作时的心态

学书法，莫求名利，学书法的目的千万不要想着有一天成为大书法家，这样你反而会为其所累一无所获。作为书法人，我们一定要摆正位置，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之宝，千百年来传承至今，在我们手里要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不要墨守成规。要继承也要变化，因为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正所谓：万象皆点线，无处不方圆。

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要做到专家点头，群众鼓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虚怀若谷这才是前进的方向。

 

关于怎么写好书法

书法要先从横平竖直开始，艺术性是后话，先从临摹仿照古人开始，学古出古，一提一顿皆有道理，要把每一笔每一画，都看成是有生命的，它们都是活的，就像壮阔的钱塘江大潮其实是大自然写的“一横”，长白山百年苍松是大自然的“一竖”。

关于“继承”和“创新”

学书法要走好自己的路，还要继承和创新并行。只继承，圈在里面出不来；只创新，就会是无源之水。就拿我自己的学书道路来说，我过去是写唐楷的，后来写魏碑，现在我又把帖的东西也吸收了一些。此次书画展我写兰亭序、圣教序，就是有意尝试碑帖契合。

我有一副对联:“品酒醇醅迥异,学书碑帖无町。”现在我更趋向于写得和谐、清凉，最后追求的是清凉之境。所谓清凉之境,就是想让人越看越舒服，越看，越清凉，这是我的目标。

 

关于“帖学”和“碑学”的看法

人人都有偏爱，偏爱乃为自然，偏见则是极大错误，误人误己，书法人应该有包容宽广之情怀。我学魏碑，爱其将军之体，健将之躯，雄而不狰，威而不猛，切忌狂怪。一生长旅，转益多师，既喜碑又喜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我一生理想。对任何一种碑帖，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追至底，自会成家，也自然有变。

现在写碑与写帖的人都不少，光写帖就会缺少刚强与浑厚，光写碑就会缺少韵味与精微。写碑与写帖的人不能互相贬低，对于碑与帖都应该衷爱它，它们没有截然的界限，关键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换句话说，碑有碑的优势，帖有帖的长处，碑帖结合就是优势互补整合，使书法的形态更多变化，内涵更丰富，美感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