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当代书法，当着眼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始。我以为，在此之前的书法还没有真正进入当代状态，尤其是在行书与楷书方面。且在此之前的书法，虽也名家辈出，风格纷呈，但这些风格上未能走出唐宋明清式样之余绪，这名家之名还停留在对传统式样的把握。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名家，当能对所属时代具有一种推动作用，对其后一个时期产生一种效应性的影响，在其所属领域内建立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的建树。就此而言，孙伯翔先生以当代著名书家之称谓，实属必然，也当之无愧。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始，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因开放的新形势而出现，其开放的意义也决非限于政治与经济的范畴，其更广泛的意义当体现在已是层面上的文化。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在此时被开放了的中国意识所接受，并迅速波及到诸艺术门类在观念上的变革。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书法被时代裹挟而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人们担心着，书法这种拥有久远的历史、深厚的传统，又带着民族审美特质的文化精粹，会否拒绝走进这充满前卫性指征的当代呢？与此同时，人们在潜意识层中希冀着一种虽与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新的书写形式。

魏碑书法，一个特别时段的产物，雄强朴厚的美质特征准确地传达出汉文化的精神实质。恣肆变化灵机无限的结构方式，包容着先民的哲思智慧，也蕴含了抽象表现和抽象象征的造型意识，还存蓄了走向未来的前卫性指征。碑书的这一内涵又恰遇时代特征有着某种心性上的同契。方峻雄厚，苍拙古茂，又涵带着解构和结构可能的前卫性特征的书风，在伯翔先生的笔下流了出来。孙伯翔为魏碑书法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并影响了许多书法爱好者。

 

影响力源于成就。几十年的潜心探索，大胆创造，成就了自我的同时，首先是成就了一种新的笔法，一种新的楷则，成就了独具风格的魏碑书法。

时至今日，仍有为数不少的人们依然认为魏碑的方折笔法纯属刻工们为简便刀法使然。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忽略这一因素的存在。只是，一味坚信其说，则会封杀笔法创造的可能性。从而以惰性思维方式对待传统。然而，伯翔先生没有随众，尽管他很合群。他潜心探索，大胆发端，创造出一种以超长锋羊毫写就的方笔魏碑楷书。古人有云：“……唯笔软则奇怪生焉”，伯翔先生的超长锋羊毫没有生怪，却出奇地规整，肃穆，端庄，且端庄之中又不失灵便，洒落的风神。这是他识见的独到，与沈静的心态所成就的，是睿智与精勤的结晶。

 

纵观书史，能于楷书上有所成就者寥寥，尤其是唐楷几大家建立了森严的楷则之后。也有人以为孙伯翔的魏碑书法不过摹写前人而已，我不以为然。清人倡碑学，使碑书大兴。出现了一些大家，诸如赵之谦，张廉卿，李文田，康有为等。这些都是大家不疑，在书法上，尤其是对碑书的造诣上，可谓有目共识，但就其笔法的创造与形质讲究上似乎存在着不足。与这几位相比，伯翔先生有超越处。就北魏碑书而言，我承认，不少雄强朴茂，不少恣肆多变，也不少历史之沧桑斑驳，但却少了笔法的真实和丰富。也许正是刻工们为简便刀法而运作，使得笔划自身简单化了，笔画间的关系也简单化了，因而带来了笔画形质上的表面化倾向，以及形质处理上的粗糙与简陋。然而这一切在伯翔先生笔下很难寻到，因为他反对简单，反对概念，他倡导精到，他寻求精妙。

他的精妙和精到体现在他的笔法与结字等方面。他的楷书严谨之中透出灵机，朴拙之中藏蕴灵秀，结字端严而有无限意味。这些特征在伯翔先生近些年来的行草书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寓端庄与诙谐之中是伯翔先生行书的一个特质。其行书笔意映带，有缠绵也有果决，草书用笔或循环往复，或嘎然而住，节奏变幻莫测，却合于情理之中，拙巧互见，真意直泄，洒落而不失仪。他讲究线的质量，要求具有独立完美的品性；讲究形质的蕴涵，讲究通篇的气质要存性情，要入万物之象。总之，要处处精妙。

 

在他，用笔不存简陋，每一点画都着力求取变化起伏而获得独立完美，并“动辄合度”。他在《学书随感录》中说：“形质为躯壳，性情是灵魂，无形之莫论性情”。他实践他的所言，他以自家独创的笔法，完善了他对形质的追求；他又以宽博的学养，温厚的人格，为形质注入了灵魂，这便是他的魅力所在。因而他的影响持久着，他不能远离当代书法现象，因这一现象和他紧密相连。

 

孙伯翔

1934年出生于天津武清县。

晚号“适叟”。

一生以魏碑书体立足于当今书坛，

2013年获中国文联第十一届造型艺术成就奖，

2015年获第五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