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谈的现代书法,起于民国之初,止于“文革”前。这是随意谈,不作书史,但也是以史观书,尺度自在。当然,这么一个看法,也不可能大家统一,也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各有所见,各持所论。

先说于右任。自废清帝,立民国,一直到“文革”,最有成就的书家,我个人首推于右任。于右任把碑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自家面貌,是一个大家,是一个现代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作品多,存世量大,对当代书法很有影响。于右任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是国民党元老,20 世纪60年代初病逝于台湾。他青年时对帖学研究深刻,19世纪末 20 世纪初,受康有为倡导的影响,在碑学上下了很大功夫,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他不保守,很开放,有进取精神,先写帖,后写碑,终于写活了碑,来去无滞,达到自由自在境界,是真正把书法作为艺术进行创作的。他把碑写成行书、隶书、楷书,撰写了很多墓志,还要写标准草书,对书法贡献很大,民国以来没人能超过。他的主要成就在晚期,有很多精品,中前期有些作品也不太如意。

他的字大气、古拙、雄强,有时很飘逸,在书法上成就很大,是一个高峰,还影响着后人。那时也有其他人写得很好,但是不出名,民国年间在上海搞书法展览,有一个人的书法,于右任就说比自己写得好。

白蕉,上海人,完全写帖,是“二王”一路,很值得一提。为什么呢?因为那时都主张写碑,他则主张写帖,那是独具慧眼。他把“二王”的东西挖掘出来,而且坚持下来,在那时很不容易。大家都走碑学一路,他搞帖学,这很需要点勇气。坚持不容易,写好更不容易,特别是他的小行草《兰题杂存》,写到极致,那水平一点不亚于王羲之的东西,在墨色上比“二王”还有些突破,布局章法上有创意,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是那个时期帖学的代表。那个时期的帖学成就,白蕉首屈一指。白蕉把“二王”笔墨的精练,融化为自己对线条的锤炼美,恰到好处,形成笔墨的丰富多彩,真是写到家了,到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兰题杂存》一帖,字写得非常好,我认为可传世。自清以降三百年,写“二王”帖学以白蕉最好。白的大字略显不足,不甚理想,没有把“二王”帖的味道写出来,有失帖的灵动秀美。大字指对联。但人总有一长一短,“二王”就没有写过大字。在盛行碑的情况下,白蕉异军突起,学“二王”,既精到,又有所发展,难能可贵。

郭沫若。应该算一大家。郭沫若才华横溢,是现代才子,不光书法,在诗歌、剧本、考古、历史研究诸多领域都有建树,政治上更不用说。郭沫若在书法上也算是有自己面貌,自己特色,也走着碑帖结合的路子,写得非常自在。他把书法为时代服务做得相当好,是别人不能企及的。在书法式微的年代，郭沫若独树一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下无人,只有郭沫若给人印象深刻。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他写出了自己的面貌、特色、精神、灵魂,又不失刚健,有创意,又不失传统,字的线条富于变化,不拘泥,他写了好多牌匾,影响很大。郭沫若开始写得就不错,但后来一直处于同一水平上,再没发展。他有潜力,可以写得更有质量一点。但他处在领导岗位上,介入诸多领域,没有像王羲之那样专注,而是业之余。这就使他的书法才华、水平受到很大局限。郭沫若没有一篇可以叫得响的东西,是遗憾事。郭沫若的书法比不上于右任,和白蕉没有可比性。

林散之。林散之诗、书、画俱长,也曾有“三绝”“三痴”之称。林散之开始字写得比较传统,比较严谨,晚年比较放。为啥叫散之,就是把字写散了。他的字结体比较长,线条比较婉转,枯笔相对多一些,注意墨色变化,注意布局,在草书上,可以说是著名书家。在我看来,林散之在草书结体的大小变化上,线条变化上,线条质量上,还有待于提升。尽管他的学生、朋友很多,很推崇他,称其为“草圣”,我看这有点过头。他可以说是现代著名书家,在草字上有功夫,但也有不足,有不到位处。他能把字写散,能注意墨色变化,构图变化,而且教了很多学生,这都是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