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孙伯翔先生的创作状态，他从八十年代就处在一种精进状态，这和北魏书法的精神是一致的。进入八十多岁，他已经达到一种化境。北碑的精神韵律架构趣味都化成了几乎一种本能，他的笔下由于多年的积累经验已经很本能地表现着那种北碑的自然流脉，这在当代在他这个年龄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既就是在民国，找到一位在一种书体上集中精力，孜孜于此几十年者，也很难找到。你可以在他不同的字体之中都能寻到某个碑拓的痕迹，尤其是龙门二十品的痕迹，似有似无之间，他已经几近于古人书写刀刻的同样状态：俯拾即是，俱道适往，真力弥满，妙造自然。

几十年间，孙伯翔先生都处在临与创的交结之中，也在“道”与“器”的互为参照中完成了对于北魏书风个体化、共性化的改造与转换。他是在刻苦临写的过程中筑基拓路，在深刻的体悟中脱胎换骨，在创造之中完成了由古及今的脱变与转化。他的意义在于，用现代人的书法创作实践解读了北碑在当代的转换，用现代人的笔法表现了北碑可以表现的丰富与个性，把北魏书风作为一个符号形式留存在了当代。他自觉地把北碑书法带入了当代的审美视觉之中，经过了几十年不断地反复与锤炼，他的北碑书法已经具备了某种符号性的意义，他的北碑书法甚至不用署名，都知道是他写的。

几十年来我们围绕着继承与创新的命题不断争议，孙伯翔以他的创作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书法创作的固守与变通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理想的表现，他的北碑书法代表着当代人的那种坚韧宽厚、自然通脱的精神，一改几十年书坛摩写唐楷而不精到而直追古韵，承接晚清民国的碑学书法精神，将当代的书法与传统书法形成了一个清晰沿脉。

孙伯翔北碑书法在当代的持续影响，具有着一种书法史意味。他的碑体书法在精神意象上直接继承了前辈先贤沈曾植、王世镗等，并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他对于北碑书法的执著，使更多的书法爱好者重视碑学的沿脉。自清中季以来，碑学兴起，延至民国。1949后，书法帖学还有沈尹默、白蕉这样的中坚人物，孳生延续；碑学方面，于右任去了台湾，大陆几近没有代表性人物。北碑书法从包世臣、康有为、沈曾植以来，就形成的一个场，只是在几十年间被人为地阻断了，虽然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曾经出现过“新魏体”，写得过于僵硬板正，美术装饰化痕迹太深，没有形成影响。

孙伯翔的出现，以及这近三十年的影响，一批书法同道的努力，改变了碑学萎靡不振的格局，反而形成了碑学独撑楷书的奇特局面，也形成了当代的楷书书风。一个人影响了一个时代，一种书体形成了一种风格，别裁诸体亲北魏，审美时尚随人变，孙伯翔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北朝书风的巨匠，同时也成为了最为重量级的推手。引领艺术的方向，人的因素是相当关键，一个时代的审美氛围也是至关重要，孙伯翔的出现是时代呼唤，个人因素、审美风潮的共同合力所致。在这方面，引领书法事业发展的中国书法家协会是最清楚的，淳古求新，将心比心，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作为书坛最高的奖励颁发给孙先生，就是对他这几十年创作的肯定和认知。

孙伯翔是一个幸运者，幸运于自己的勤奋，也幸运于遇到了这么多的良师益友，今天的他是无数推力所塑造的，但更关键的是他的文心秀骨，是他对书法的拳拳之志，是他对于艺术长期苦苦追求的回报。

文 / 吴川淮

（中国书协第六届新闻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艺术研究院书画创作中心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