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时间: 2026-04-03 | 标签: |
“春色”二字,放在苏轼笔下,总不只是春天的颜色。
元祐六年(1091年),五十四岁的苏轼,在颍州(今安徽阜阳)任上,写下这篇《洞庭春色赋》。

这是他生命中,一段颇为安稳的时光。
前一年,他还因“讥斥先朝”的诬告自请外放,出知杭州。此刻调任颍州,虽远离汴京,倒也清静。
这“洞庭春色”,在赋前的小序里说得明白:安定郡王(赵世準)用黄柑酿酒,名为“洞庭春色”。
其侄赵德麟,与苏轼交好,携酒来见,请苏轼为之作赋。

一篇因酒而生的游戏文章,在苏轼手里,却铺陈开一个气象万千的精神世界。
开篇,苏轼便将自己“灌醉”,从现实的颍州书房,抛入了一个无垠的想象空间:
“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馀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于其间?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斑。举枣叶之有馀,纳芥子其何艰。宜贤王之达观,寄逸想于人寰。”

他想到一个传说:巴邛人家有橘园,霜后两橘特大,剖开,每橘中有二老叟,皆相对象戏,谈笑自若。
苏轼说:难道这洞庭春色柑酒,便是那霜后不食的大橘,其中藏着四位游戏人间的神仙?
一念及此,他便“悟此世之泡幻”。人世的纷争宠辱,不过梦幻泡影。

真正的智者,能将千里江山藏于一片斑纹之中,能将须弥山纳入一粒芥子之内。酿此酒的安定郡王,便是这般达观之人,将这出世逸想,寄托于人间的一坛美酒之中。
紧接着,他的神思随着酒意真正飞扬:
“袅袅兮春风,泛天宇兮清闲。吹洞庭之白浪,涨北渚之苍湾。携佳人而往游,勤雾鬓与风鬟。命黄头之千奴,卷震泽而与俱还。……”
他仿佛乘着袅袅春风,在天宇间清闲泛游。这风,吹动了洞庭湖(此指太湖,古称洞庭)的白浪,涨满了北岸的河湾。
他带着佳人(或许暗指高洁的理想)同游,看她的雾鬓风鬟在风中轻扬。他竟指挥着千百黄头奴仆,将整个震泽(太湖)的水,都席卷而归!
何等惊人的想象,何等豪迈的气魄!这已不是饮酒,而是精神的绝对解放,是心灵对现实拘束的彻底挣脱。
他将一湖之水,都化作了胸中块垒、笔底波澜。

写至此,笔锋悄然回转,从浩渺的宇宙,回到手中这樽澄澈的、琥珀色的酒液:
“沸香醪之蚁白,溢翠杓之鹅黄。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
酒沫如蚁,浮于洁白醇厚的酒面;翠玉杓中,盛满鹅黄澄亮的酒浆。用它来漱口,齿牙间仿佛有松风回荡。
仅仅是这滋味,就足以让人写出《远骚》那样的篇章了。
这句是文眼,也是苏轼一生的写照。

屈原作《离骚》,是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的悲愤;贾谊写《远游》,是怀才不遇的远遁之思。
而苏轼说,饮下这杯“洞庭春色”,其清冽醇厚,便足以支撑他完成精神的“远游”,接续那份高洁的志趣。
他何尝没有屈原、贾谊的困顿与忧愤?“乌台诗案”几近丧命,一贬黄州,二贬惠州,晚年更流放儋州。人生的“霜寒”从未远离。

但他与屈原的决绝、贾谊的悲郁不同,他找到了一种更圆融、更有韧性的应对方式:在困顿的土壤里,亲手酿造属于自己的“春色”。
这“春色”,是“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的达观,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诙谐,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淡定,也是眼前这杯,将苦涩黄柑化为甘美琼浆的智慧。
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是物理的转化;苏轼以磨难阅历酿出旷达文章,是精神的升华。
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春色”,从不依赖于外界的气候,而源于内心永不枯竭的生机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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